(一)以思想观念的认同培育法律权威的土壤 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制度安排，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律则关涉生活日用，而治国理政的根基就在于普通百姓能够充分运用法律妥善打理自己的生活日用，而这就与普通民众看待法律的态度和立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它展示了哪怕人们不自觉也很难系统阐述的行为方式或格局中其实也隐含了系统的理性平衡，因此可借助社会科学的视角予以归纳、概括和抽象。

首先，从民众对社会性公众人物广泛关注和感兴趣这一现象，根本推不出就应当较少保护这类公众人物的隐私权。[5] 相关的诉讼不可能发生。尽管人们普遍赞扬襟怀坦白、光明正大，似乎社会一向鼓励和表彰的这种做法，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某些个人信息不希望别人知道（或只希望极少数人知道）。[16]据李辉，文怀沙1950年代冒充文化部顾问，谎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先后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被定为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留在农场就业。也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法律或社会对卷入艳照门的男女艺人为什么会如此反应，就因为，尽管都是公众人物，但她/他们的隐私却不涉及公共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恐怖活动。[2]李辉：《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北京晚报》2009年2月18日。观众想象与虚假信息互动构建的文的道德形象彻底崩塌。

同样留下了假象，说了假话，消息曝光后，第一，女影星只是伤了部分影迷的心，其影视剧仍然值得观看，其艺术形象仍然可爱，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必定消减。如果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光彩或令人尴尬的信息，每个人的这类私人信息在不同程度上都为他人知道，在社区中相互揭露隐私就起不到其在现代社会中可能起到的警示陌生人的作用，甚至一定引发相互揭露对方的不光彩或丢人的信息，只会激发矛盾，且难以缓和。此外，这一进路的错误还在于，第四节会分析，即使在隐私问题上，公众其实也不总是关心真相。[48]为提升在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大陆法系的法院判决一直有意隐藏分歧意见，不披露异议者的名字。

参见《法杂志输官司支付赔偿金》，《参考消息》2009年3月22日，第6版。更大量的会是一直介乎公众与非公众之间的人物。

前一案提出了对公共官员起诉媒体诽谤的限制，后一案则将这些限制扩展到了公众人物。女明星还得有一定演技，其扮演的艺术形象必须与全剧故事和人物贴切和吻合，必须合情合理。而且，为老不尊这个词表明，对老人，中国社会也从来清醒务实，并不一概迁就。法律……应该为主体保留最低限度的私生活空间，无论主体是何种身份。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第140条第1款。寓意之一似乎是，如果文不是向公众操作本人的虚假信息，只是在私人场合对别人说假话自我吹嘘，即便知情者也无权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曝光文的隐私真相？是的，正是如此。这是人类基于生物本能难免发生的一种普遍错觉（因此，才会有朝圣，才会有为尼采批评的那种对起源的关注[21]）。以及两书中所引相关文献。

这种司法结果可能符合制定法，由于法官慎重把握，也许结果仍然公平，社会可以接受。[44]同前注[40]，杨伯峻书，第159页。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3页。但从逻辑上和经验上看，这一进路有争议。

[29]看似很有道理，但真实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并不齐整划分，一旦涉及具体人和事就很难划分，就可能面对司法的专断。事实上，在英语世界中，隐私作为法律概念进入法律话语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例如，向社会公众透露某位已成家并安分守已女性多年前曾在某地当过三陪小姐，即使如实，就可视为侵犯了这位女性的隐私。中国文化讲究‘为长者讳，记者和报纸这么做，目的就很值得怀疑，很不纯。例如，到目前为止，也许仅因未卷入诉讼，因此还不曾有哪位联邦法官被认定为公众人物，尽管有人可能因为是公共知识分子，因此算是公众人物。但这也是科学理论的追求。

更何况涉及的以隐私概括的具体私密信息在各案中也往往相当不同。[13]当中国学者批评传统中国缺乏隐私概念时，他们忘记了这个概念其实是现代构建。

在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国学的另一特点是，不论其在历史上实际如何，也不论今天学界如何界定，至少在普通受众中，国学以儒家思想和教训为主，讲求道德/文章，讲求仁义礼智信。这种权利义务的配置不仅鼓励了每个人自我保护，而且这些普通个体也比任何其他人更可能在这类私人交往中发现交往者是否操作了个人信息。

或是以正人君子的面貌来追求某种公职。这个规范及其实践是以牺牲外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加社区的利益和福利。

理还乱则因为我们很难甚至就是无法以明晰的概念、规则来处理这个问题。她们的作品也就成了一种检验品或经验品，不再只是由其自然形象保证的信用品。即便没有蒙人的动机，也可能误导人，人们一般也都希望自己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也会尽可能纠正给别人留下的坏印象，却没人去纠正他人基于误解对自己的好印象。[34]美国普通法实践就是如此。

当然这也要有些证据，但人们对证据的评判差别很大。[50]在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著名布朗案件中，起初有数位大法官基于遵循先例、不涉及政治问题、司法谦抑等理由不愿推翻种族隔离的原则。

[37] 八、为尊/长者讳与揭人不揭短 文的隐私曝光事件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隐私规范/套路，但恰恰因为太中国了，乃至一直被人省略了。以及第四，也许最重要的是，尽管都欺世了，但盗名不同，艺人盗的是边际上的艺名，欺世再大也不会造成巨大和普遍的社会伤害。

由于信用品程度不同，或说相比之下，一是信用品，一是检验品/经验品，我们就可以看出文怀沙与艳照门女星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一些辩护者看来，文就是国学大师，依据是他提交的33字真经，主编的《四部文明》以及媒体列出来的他的著作。

首先是公众人物的界定。公众人物有更多渠道和能力保护自己名誉。换言之，人们对他或她不太苛求。或以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等。

这就好比，如果我自己懂如何炒股，参考股票分析师的分析炒股赔了，我没法埋怨分析师。[18]2002年10月底香港《东周刊》刊登了香港某女明星被掳裸照作为杂志封面，3天后该周刊发表道歉声明，随后停刊。

但文化的断裂变成了理解、欣赏、评价和甄别国学及其品质的障碍了。昔日的尴尬一旦为晚辈洞悉，作为过来人，长辈基于自身经验对年轻人的真诚告诫就更可能被年轻人视为虚伪，引发怒怼。

[22]人类是太容易产生错觉的，因为丰富的想象力，也因为其不够丰富的想象力。尽管从保证公众知情权的角度来看，似乎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隐私应界定更为苛刻，但同样有道理的是，政治性公众人物更可能因一些并无社会意义的隐私曝光而受伤，特别是在有政治竞争的条件下。